武昌军营里一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清廷皇室一筹莫展，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抵身而出，拉朝廷一把。
  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
  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各省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甚至燎原。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次这样的谈话。
  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秉坤是否知道。熊秉坤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又问，起事者是否是“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举义，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熊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过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号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们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作为临阵脱逃的大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此前，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问鼎京畿，差一点就让大清变了颜色。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屡败屡战，九死一生，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
  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
  结果是，这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通告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大清之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续了两千多年。
  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也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封建王朝这只骆驼就必然被击中倒地而亡。
  大清王朝轰然倒塌，民国建起，而在此期间的文人状态，我来讲讲鲁迅先生作为代表。
  刘镇华是河南巩县人，民国初年，他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段褀瑞、冯玉样，当上陕西高官和督军。后来，他又投靠蒋介石，当上安徽的高官。1949年，他眼弟弟刘茂恩（抗战时，曾任河南高官）到了台湾，1956年，病故于台北家中。
  在刘镇华主治陕西期间的1923年，陕西创办后来很出名的西北大学，校长为傅铜。当时的校长，一般都是本省知名的学者，知道如何让一所新创办的大学，慢慢变成全国闻名的大学。
  全国出名的学者，一般聚集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傅铜就和陕西省教育厅协商，筹备设立“暑期学校”，聘请学者名流，在暑假期间，到西北大学讲学。鲁迅就是被邀请的学者之一。
  1924年6月28日，西北大学赴北京的办事人，在先农坛附近设宴，约鲁迅等人暑期到西北大学讲学，鲁迅慷慨赴约。那时候，各省在北京也有办事机构，高官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办事代表。陕西高官刘镇华的办事代表是王捷三，对鲁迅十分尊重。
  7月7日晚上，王捷三在北京西车站招待鲁迅等人，晚餐后，一起乘车前往西安。鲁迅到达西安，受到热情的款待。西安有个出名的剧社叫易俗社，“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是剧社的使命和目的。鲁迅受邀到易俗社观看演出。一有闲暇，易俗社就成了招待鲁迅一行的地方。在陕西讲学期间，鲁迅他们一共看了五场演出。
  7月20日，西北大学为暑期讲学的学者们，举办隆重的开学仪式，高官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和两百多军政要人出席仪式。
  鲁迅在西北大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共讲了十一次。同时，刘镇华在西安办了讲武堂，培养陆军军官。鲁迅应邀到讲武堂讲演，依然讲的是小说历史。没有阿谀奉承之举，对于鲁迅，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于个军阀，却是不容易的。陆军军官们听小说历史，也是大可不必的，这一点，鲁迅知道，刘镇华也知道。
  1924年7月24日晚上，刘镇华在省政府公署设宴，款待鲁迅等十位暑期讲课的学者。鲁迅饮了酒。那时候，鲁迅是很牛的，有的人设宴，鲁迅是可以不去的。刘镇华的宴会，鲁迅去了，并且记载在日记里，可见鲁迅还是给刘镇华面子的。
  与此不同，对于刘镇华的下级机构的宴会，鲁迅就会坚辞。1923年前后，刘镇华有一个储备候补文官的机构，叫储材馆，是为省政府储备文官人才的地方，只要进了储材馆，将来都有个一官半职。在储材馆里的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馆长可能是当时西安文人中的人才。
  8月1日，储材馆准备了一次宴会，鲁迅没有参加。8月3日，鲁迅、孙伏园和夏元瑮要先行回北京，午后，暑期学校送来讲课费二百元。鲁迅一共讲了十二个小时，当时，物价和房价都不高，十二个钟头讲课的报酬，是他西三条胡同购房款的四分之一。
  晚上，刘镇华在易俗社设宴给鲁迅饯行。一边饮酒，一边演戏，在当时，这是规格很高的礼仪。
  夜里，刘镇华送来鲁迅喜欢的《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还有西安的特产杞果、葡萄、蒺藜、花生各两盒。鲁迅也是人，对于刘镇华的礼品，同样是笑纳了。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刘镇华这样善待鲁迅，对于鲁迅，可能觉得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官员善待文人的习惯。
  李白被流放的时侯，皇帝颁发了一个腰牌，只要各地的衙门见到腰牌，就是不认识李白，不知道李白，也会善待李白。因为皇帝的腰牌，就是一个通行证。民国初年，可能古代的遗风一息尚存，刘镇华可能觉得这样对待鲁迅，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在民国之初，文人的队伍里，不乏惊天动地的好汉，既敢于蔑视段褀瑞，也敢于蔑视黎元洪，更不用说一个陕西的督军，越是有这样的人物出现，督军们越是对于文人保持一点内心的敬仰，或者说一点胆寒，让刘镇华这样的军阀，不得不善待鲁迅这样的人物和学者。
  曹聚仁著的《鲁迅评传》中说：“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一位是许钦文的妹妹许羨苏，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
  许羡苏是鲁迅的同乡。1921年，许羨苏考取女师大数理系，但女师大有规定，剪短发的学生不得入学，恰好剪了短发的许羡苏便上门找鲁迅通融。该年9月，鲁迅以退还女师大聘书相威胁，校长毛邦伟被迫同意许羡苏入学。那以后，鲁迅与许羡苏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
  许羨苏毕业后，经鲁迅介绍，去一所中学当教员。1925年暑假，许羨苏因无处寄住，又住进鲁迅家里。年底，鲁迅介绍她去女师大图书馆任职她才从鲁迅家里搬出，但休息日她照例回到鲁迅家，仿佛鲁迅的家人。他们一直保持通信，鲁迅共给许羨苏写了155封信，而许羡苏也给鲁迅写了百余封信。
  或许意识到鲁迅与许羡苏关系过密，早对鲁迅有爱慕之情的许广平，决定与许羨苏“公平竞争”。她开始定期去鲁迅家拜访，并逐步取得鲁迅的好感。
  1925年6月25日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许羨苏等人来家里吃饭。席间，许广平“设计”灌醉鲁迅，而鲁迅也借酒劲“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羨苏愤然离去。事后，许广平又写信道歉，其实是为了探鲁迅的口风。鲁迅的回信让许广平大为满意，因为鲁迅在信里叫她不必内疚，许广平知道这等于表示对她有好感。
  1927年10月8日，当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后，许羡苏还抱着一线希望。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羨苏亲口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羨苏才彻底断了这份情愫。
  其实，关于二许之争，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说过，鲁迅是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许广平）最有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