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兴，1920年出生，沈阳人。现为辽宁省农业展览馆离休干部。85岁的他仍然清晰地记得“九一八事变”当晚从自家屋顶上穿过的炮声。沦陷十四年间，日本人完全控制了东北所有的学校和机构，他也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升入大学，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学业，从少不更事到长大成人。
  下面笔者将以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炮响了。我们家住在沈阳大北关草仓胡同，日本鬼子的炮弹正好从我们家房顶上穿过去打到北大营。听到打炮声，我妈冲我爸喊：“国兴他爸起来，下大雨了，赶紧备柴火！”旧社会，老百姓做饭都烧秸秆（高粱秆）。备柴火，就是把秸秆拿到屋里别让雨给浇了。
  我爸起来，出门一看，“净瞎说，哪有什么雨。”炮声零零星星。“我知道了，这是打火操”。说完爸就回屋睡了。打火操，就是现在说的军事演习。
  1931年9月18日，对于沈阳乃至整个中国，是一个分水岭。当巨大的国难降临时，古老的沈阳还在沉睡之中。
  22点20分，日军在柳条湖蓄意制造爆炸，开始了对沈阳筹划已久的进攻。因中国军队受命于“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很快陷落至19日上午7时许，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没有隔夜粮，第二天都去粮站买粮。19日粮站没开门，大家去砸，木板的门一下就给砸开了，大伙冲进去抢粮。我看到有人把裤绳解下来，把两边裤腿一系，米直接从裤腰倒下去，两条裤腿就成了米袋子。
  不一会儿，看见卡车从我住的街道开过，车上站着四排十六个背着枪的日本兵。看到日本兵来了，抢米的人们提着裤子就跑。有的实在拿不了的，也只好丢了米撒腿跑。日本兵对着人群“嗒嗒嗒”通扫射，人死的死，逃的逃都散开了。
  那天回家以后被我妈狠狠揍了一顿，说，“你再去看热闹我打死你，那是闹着玩的吗？枪子儿给你窜上你就完了！”
  那时日本鬼子老杀人。他们拿着枪和老百姓逗乐，逗着逗着，突然“乓”一枪就把对方打死了。
  1936年，李国兴就读于奉天省立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学）。
  我们中学的校长是日本人，叫矢野青，还有一些日本的教官。
  当时学校离我家很远，我骑车上学，车老坏，我总迟到。记得有一回，被日本教官一顿好打。他说：“你迟到了，你又说你的车放炮，你的车怎么老是放炮，你净撒谎。”我说我半路上肚子坏了，又撒尿又拉稀。可这个“尿”字日语我不会说，我只好用中文说是“尿”，他一下掮我两个嘴巴子，我说“不会说”，接着我就哭了。他说“你怎么哭了”，揍我揍得更厉害。我当时感觉耳朵都被打聋了。
  在学校挨日本人打是常事。看到日本教官过来，你要给他敬礼，如果看他在系鞋带，手也不能放下来，要等他把鞋带系完。有一次等教官系完鞋带起身发现我手举偏了，没有放在帽檐上，又被他打。
  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年，就是为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那年（1940年），那时每天下午2点，国民党的飞行大队到沈阳轰炸，每天要我们去挖战壕，挖完后日本人把卫生球点着放进战壕，点着的卫生球冒出白烟，什么都看不见，飞机就没法炸了。
  我人小没劲儿，一人要求一天挖十里，我二里都没挖到。第一天我报告没完成，第二天又没完成，我们班的班长是中国人，把我叫到二号楼训斥道：“纪念日本建国，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敢违抗不做。你这是对满洲国建国精神没有认识！”他是用日语说的，接着“噼啪、噼啪”给我通嘴巴子，打得满嘴都是血。
  直到1943年，整个东北的大学不过二十几所。在大学中均以日语授课，国民道德课是以讲解《诏书》、《救语》为主。
  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东北各大学在校生共有六千余人，教员一千余人，其中日本学生、教员占50％以上。
  在大学里，我感到最别扭的是，学校把日语叫“国语”，学中文成了“汉语”。还规定：在走廊可以说中国话，但在教室里就不能说了，只能说日语。有的中国学生觉得憋气，就把门打开，把头伸出门框，用中文喊“老张，你给我捎一个煎饼啊”，然后头缩回来说日本话了——要是还说中文，教官就会揍你。
  我们当时学过两本书，一本是苏联作家写的《叫喊的森林》，另一本是中国的《聊斋》，不过两本书都是日文版的，由日本人教。
  只有大学是中日学生混招的，中学没有。但大学里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还是分班上课，日本学生读土木建筑的多，中国学生都是读农业、林业、兽医这些科目。宿舍也不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那个时候学校里中国学生就是比日本学生低一等。
  每次吃饭的时候，要先念校训，再说“要感谢天照大神”（日本人奉为大和民族最原始的天神）。
  食堂里有四张大桌子，日本人占两张，中国人两张。中国学生吃高粱米，日本学生吃的是大米。中国学生问教官，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大米饭？他们回答，日本人从小吃大米，习惯了，吃高粱米对胃不好；中国人从小吃高梁米，也习惯了，吃大米饭也对胃不好。
  在学校还有一种课，叫“白刃仗”，那课挨打最厉害。“白刃仗”，是日本的一种军事训练课，是学生拿着木头枪或棒对打，对刺。我长得瘦小跑得也慢，结果一下接一下被日本教官从头上打下去，起了老高的包，七八天都好不了。
  日本人战败的时侯，我们听电台播报，一听到中文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某某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就掉了泪多少年不是作为中国人。
  那时大家决定宰猪庆贺。日本学生一看到我们这么一群人拿着刀走在路上，喊道：“不好了，中国人要杀日本人了！”我们队长就对跑着的日本学生说“你们都回来，俺们不像小日本鬼子这么小气。俺们去宰猪，明天给你们改善生活。你们小鬼子记住中国人对你们的好处，不要以德报怨。”日本学生回来以后，坐在那就哭了。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在日记中写道：“终生今天为最愉快”。
  其实罪恶的历史仍然在杀人……
  我想用文字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的人是一位青年女性，端庄典雅，充满活力，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面前每一个望着她的人。
  她叫张纯如，美籍华裔女作家，1997年用英文写作出版了一本题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该书以翔实的材料记述了六十八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慘绝人寰的罪行，曾被评为当年最佳图书。
  张纯如生于1968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在伊利诺州长大，受过很完备的西方现代教育。如果她像另一些人，只把人生目标定位在个人的事业上，她会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记者、作家、史学家，她的个人家庭生活也会是十分幸福美满的。
  但是她没有选择这条常人走的道路，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血管里流有她爷爷的血液。她的爷爷叫张铁君，原籍南京，1937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离开了大陆，常常给后代讲述这段亲身经历的中华民族的悲惨历史，这种口口相传的家庭教育，在幼年的纯如心里播下了追寻历史真实的种子。
  她成年以后，发现在美国的图书馆中，竟然没有一本可以帮助大众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书籍，因此决定自己来写这样一本书。她曾经说过：“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的感觉，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看得出，纯如是个性情中人，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是极其投入、极其认真的。为掌握充分的资料，她到过中国、日本、德国和其他许多地方，收集了各种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资料，以及一些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等原始材料，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
  她还通过书信联系过日本的二战老兵，来大陆采访过当年众多受害者，去欧洲寻觅过外国见证者的后人。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她写出了那本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
  《洛杉矶时报》称她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认为她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模范”。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布罗斯还称赞说：“张纯如可能是美国最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因为她了解必须用引人感兴趣的方式来传达历史意义。”
  按思维惯性，人们有理由期待张纯如的下一本历史著作面世，并相信她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居杀》出版七年之后，她却自杀身亡了。我勾勒出的那个画面不过是她的遗像。
  张纯如曾对人们说过：“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这样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却离开了人世，并且是在花一样的年华，让认识和不认识她的善良人们不能不难过万分，不能不痛责造物主的不公。
  在悲痛悼念之余，人们是否还应该追思一下：为什么一颗上升的新星会陨落呢？为什么她会采取那么绝烈的手段结東自己年轻的生命呢？难道仅仅是“自杀”这么简单吗？
  张纯如原本是一个单纯的女孩，除了童年听到过大人所谈的些可怕的往事外，她的成长环境应该算是和平的，她的心灵也是稚嫩的。但当她决心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来承受沉重的历史重负，面对一段被逝去的岁月掩盖的丑恶的人间罪行时，她原本单纯的环境就被破坏了。
  通过时空隧道，她回到了六十多年前她祖父亲身经历的历史现实中。但是，她看到的丑恶更多，因为她是个调查者；她承受的内压更大，因为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她承担痛苦的时间更长，因为她的写作延续了好几年。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张纯如正是这样的猛士，她直面了，她正视了。那些罪行，善良的人们不能理解、不能想象的人间罪行，统统呈现在这个年轻的女性面前：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活活投人滚烫的开水锅；被日军集体强奸的妇女群，再逐一被杀死；太阳旗下面的砍头、活埋、火烧、淹溺、狗咬、分尸……还有更多、更多……
  她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一个未经磨难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当一幕幕人间惨剧大量而集中地投映到她的内心时，她不能不全力以赴地承受着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重压。
  在这本290页的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她在精神上和体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用她自己的话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被扭曲的因素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然而，个体生命的精神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长期的愤怒和绝望，必然使她遭受强烈的刺激和伤害。那些从战场退伍回国的美国士兵，很多人后来都患上了心理疾病，而张纯如所受到的心理伤害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凭借对历史、对民族的责任心，她强忍痛苦完成了自己选择的任务，而那些历史的罪恶却最终扼杀了她。
  她患上了忧郁症，这不仅是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上述强烈的身心伤害，更因为她出书后不断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迫害。他们公开地攻击她，包括大量的人身攻击；他们私下里恐吓她，向她发送威胁信件和电话，使她几年来一直处在恐惧之中。
  她虽然生活在一个所谓民主的美国社会，终于也没有找到一块能让自己安心的净土，于是她对准自己举起了手枪。
  张纯如的自杀不可能是一个纯个人的选择，这个举动的根源仍然在于六十八年前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及其延续，正是那些暴行的阴暗能量穿越了时空，在21世纪的今天杀死了张纯如，一个如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