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正处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堪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国力震撼世界，仅藩属国就包括东南夷、东北夷、北狄、西戎等58个国家地区。（“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繁榮昌盛，治隆唐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在位期间曾派内監总管郑和率百余艘海船、二万余人的大船队七次下西洋。途经占城、真臘、暹羅、榜葛剌(孟加拉)、爪哇、蘇門答臘、滿剌加(馬六甲)、古裏(印度科本科德)、天方(麥加)、忽魯谟斯(霍爾木茲海峽)、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紅海、麻林地(馬林迪)、慢巴薩(蒙巴薩)、比剌(莫桑比克)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一路宣威四夷，称雄于大洋。郑和下西洋之举，将中国封建朝贡体系推向巅峰。（“殊方异域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
  据史料考证，1421年3月初，朱棣皇帝派遣郑和率领由一百零七艘海船组成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船队在满剌加稍事停留后，驶往古里。在抵达古里之后，郑和率部分船只携朝贡的忽鲁漠斯、阿丹、柯枝等国王室与使节，西方商贾传教士等離开古里經東南亞于当年十一月返回中国。
  而郑和的副使右少監洪保、周满、杨庆与太倉衛右所副千戶周闻等授命率领其余的船只，继续向未知地域远征。此后，洪保的船队横渡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抵达西非佛德角群島。甚至橫渡大西洋，比哥伦布、麦哲伦提前一个世纪到过澳洲与美洲。
  上述远航事迹，在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李兆良先生所撰写的「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一文中有着较为详实的叙述。李教授认为这是明朝人环球航行，绘制世界地图的佐证。西方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建立在郑和下西洋的基础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世界大航海的先行者。
  大明早在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与1418年(明永乐十六年)就曾分别绘制了《大明混一圖》与《天下諸番識貢圖》。
  当代的美国学者贡纳-汤普森博士(dr. gunnar thompson)曾说，明王朝绘制的《大明混一圖》与《天下諸番識貢圖》代表了当时中国航海探险与地图绘制技术的巅峰。
  这些地图比欧洲的绘图领先了一个世纪，成为欧洲在15～16世纪科学绘制地图的基础；而英国前皇家海军潜艇指挥官，航海历史学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也在其所著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对此有着详尽的论证与阐述。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率先对「天下諸番識貢圖」真伪产生质疑人，并非“唱衰中国”的外国人，而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一部分学者。在新西兰“维卡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出具对「天下諸番識貢圖」样本纸片碳-14检测，纸张年代为1640～1810年间的鉴定结果后。这些质疑反对的专家竟然步调一致的认为，碳定年法的检测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天下諸番識貢圖」系现代人用古代存留的纸墨伪造的赝品。这与欧美尤其是东亚日、韩等国家乃至疯狂的保护其国内的文化遗产，弘扬其民族精神之举形成巨大的反差。
  然而，针对中国专家质疑提出反驳的人，却来自于一些外籍人士。
  著有《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加文-孟席斯先生认为，那些持有反对意见的中国学者是对古代地图、天文导航、海洋知识一知半解或全无认知的人。“航海界的外行，不轮在其他领域多么有成就，当面对一幅地图或海图之时，兴许只能困顿于复杂的轮廓线而已”。
  让这个考察过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九百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寻访了中世纪末期世界各主要港口船队遗迹，几乎耗尽毕生积蓄的英国老人无比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学者如此热衷于否定自己祖先的辉煌”。
  郑和下西洋之辉煌伟业，却因触及了国内官商勾结的海运私利，遭到明朝文官贪腐集团的极力打压。1424年，明成祖朱棣去世使得郑和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文官集团“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下西洋之举纯属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之说”的蛊惑之下，继位的太子朱高炽诏令停止下西洋的政策。（“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諸番國有進貢使臣當回去者只量撥人船護送前去，各處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辦鉄黎木等悉停。所差去官員人等皆盡回京”。《明實錄-仁宗實錄》）
  为此，郑和曾向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直谏保持海上扩张的重要****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彼之我國船隊戦無不勝，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異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制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但是郑和的建议在文官士大夫“锁国安民”之政見的百般阻挠下石沉大海。明仁宗朱高炽在继位九个月即因病死去，其子明宣宗朱瞻基继位。
  户部侍郎范炽遂于明宣德元（1426）年上书奏请永远终止“下西洋”的国策。（“武为邪恶之首，圣贤之人避之，及至万一。古之明君，历代贤士，决无滥用民力，以张挞伐之事。此为长久之国策。内阁诸臣万望圣上垂旨，禁耀武于海外，止扬威于番邦。弃异域之荒滩，养民生于中华，鼎力治家办学。自此，前方无战事，军中无损伤，乡间无哀鸿，将帅无沽名钓誉者，军士无命丧海外之虞。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终一统，大明基业将永延”。）
  而那时候正是中国雄踞大洋之上的鼎盛时期，郑和在屡次下西洋的过程中已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基地，在占城设立大本营，于“据诸番要冲，乃西洋要会”之地苏门答腊等地设置“官厂”，并以此为“外府”。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也建有货物中转站，来储存贸易物资和船队的补给用品，并且驻泊海外舰队来保证航海活动的持续发展。
  当时，中国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控制印度洋贸易，进而使印度洋成为明朝的内湖。由此大明王朝将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并控制海上丝绸香料之路。西方人将没有机会建立在亚非的霸权。但这一切都随海上远征的结束继而化为泡影。尽管朝贡贸易仍在继续，印度洋上还有许多中国私人商船，但中国已丧失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
  而在南洋，明帝国不但自身从东南亚撤退，而且严厉镇压东南亚华商集团，从而摧毁了自宋元以来的海外华人基础。在明朝文官士大夫影响下，民间自发移民行为不仅从未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行为而被镇压。研读史料的外籍人士曾断言，当时华人在南洋有自治地位并拥有武装，在经济上更拥有强大实力。假使明朝政府能扶植当地华商集团持续经营，南洋之地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将早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斯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言道：“十六世纪中国在海外影响力曾达到巅峰，印度洋和中国周边海洋沿岸，从朝鲜和日本到马来群岛和印度，以及非洲东岸，所有重要商业据点几乎都处于中国势力范围之内，并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历史时刻，中国本来可以巩固统治地位，从而成为塑造当时世界的支配性力量。当时欧洲仍在极力摆脱黑暗时代，郑和巨大的海军舰队完全可以使中国成为当时殖民的强权，取用全球各地财富，可惜这种鼎盛时代只维系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在中国航海业倒退之时，西方则趁势崛起。曾传闻，欧洲人所绘世界地图是威尼斯商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传教士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和葡萄牙王子佩德罗(prince pedro of portugal)这些的西方间谍贿赂当时掌管《郑和出使水程》的明朝官吏，抄袭郑和航海资料后所汇成。
  最终，这批被明朝颟顸官员认为所录皆属“恢诡怪谲，辽绝耳目”的航海册集，遭成化年间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焚毁(一说毁于满清乾隆手中）。
  鼎盛时期的大明帝国对于本国辽阔疆域以外的世界并没有更多关注。究其根源在于明朝皇帝在文官集团唆使下，令舰队远征不是为开疆扩土，谋取商战收益，而是采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且不计回报的赍赐贸易。
  大明以”赍币往赉之”，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至彼中，将尽数取去，夷人携入彼国深处售之。或别贩旁国，归乃以夷货偿我。彼国值岁多珠时，商人得一巨珠携归，可享利数十倍，夷人虑我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之重来”。（明-张燮《东西洋考》）
  在“厚往薄来”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刺激下，南洋、西域诸国甘心情愿的成为大明“藩属国”，并以此作为生财之道。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1402～1424年)，总共有一百九十三个朝贡的使团前来朝贺。这种为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与耗费无数资财的做法，使强盛大明逐渐走向衰弱。中国这种刮民脂，以国帑赠外番的政策，在历朝历代均反复上演。
  与此相反，欧洲进入了殖民扩张时代，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对非洲与南美洲的扩张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一万八千六百吨注册白银和二百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百分之八十三被西班牙占有。未经注册，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估计为占上述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葡萄牙也在同期内从非洲就掠夺了二百七十多吨黄金。《全球通史》147页)。在亚洲，葡萄牙于1510年占据卧亚(印度果阿)，随后占领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西班牙也于1564年在菲律宾的宿务登陆，侵占了马尼拉。这些举动对明朝原有建立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冲击，打破了亚洲原有的格局。
  此时，东亚内部朝贡体系也在酝酿发生变化。十六世纪时，日本处于诸侯割据乱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到了明朝萬曆十三(1585)年，日本之近江国藩镇大名羽柴秀吉，统一了日本全国，成为日本关白(丞相)，次年，天皇封秀吉为太政大臣(摄政王)，并赐姓丰臣。丰臣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崛起。在东亚版图上，日本这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火山地震频发的岛国，一直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对东亚大陆有着深入骨髓的向往。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00年，日本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日本首位女性统治者)，率军出征朝鲜半岛，击败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国，设立从属于日本的”任那府”殖民地(现在韩国全罗道一带)，这是日本第一次入寇朝鲜。
  三百年后，”任那府”被新罗国于公元562年攻灭，但日本依然没有死心。公元七世纪，日本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联合攻打大唐属国新罗，企图再度殖民朝鲜半岛，却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所粉碎。
  公元660年，唐朝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攻灭百济国，俘百济”義慈王”，将其押解至长安献俘，并在扶餘郡定林寺五層石塔(“平济塔”已被韩国列为第九号国宝)的第一層上，铭刻「大唐平百濟國碑銘」。唐以百济之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並置帶方州。五都督府轄三十七州，二百五十縣皆入大唐版圖。（《旧唐书-卷八十三》）
  苏定方戦功可谓旷古烁今。史载：“征突厥、平葱岭、夷百济，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嗣后，百济国余孽扶余福信奉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義慈王”第五子扶余丰为王，向日本借兵图谋对抗大唐。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八月，大唐方州检校刺史刘仁轨率舟师七千，在朝鲜白江口攻灭日军朴市田来津、上毛野君-稚子等部四万余众，戦败的日本遂臣服于大唐。
  史记：“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本师船初至者与大唐师船合戦，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已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率日本中军乱武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戦，须臾之间，官军败绩，敷水溺死者甚重”。唐《旧唐书刘仁轨传》、日《日本书记》）。
  “白江口之战”对日本教训十分深刻，以至后来日本称呼中国仍沿用“唐”这个相关词汇，如唐国、唐船、唐军等。
  当时“贞观盛唐”堪称世界霸主，威名远播，萬国来朝，尊称唐皇为”天可汗”。据记载，鼎盛的大唐曾攻灭三十余国。大唐版图臻于极盛，其面积约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西达咸海之滨，北至西伯利亚，东达库页岛，南至北纬十八度一线。
  在唐代，乌兹别克、土库曼、西伯利亚、朝鲜、越南（交趾）皆为中国之地。著有《滕王阁序》的唐代大诗人王勃之父王福峙就曾担任过交趾县令。
  日本自白江口戦败后为避免唐军攻伐，遂向大唐称臣纳贡，并派出”遣唐使”，对中原的文化、军事、建筑以及金属铸造方面展开广泛的学习，以致日本奈良时代唐风盛行。但当大唐由盛及衰，中土大陆陷入诸强纷争的境地后，中日间官方交流遂陷入停滞阶段。
  直至北宋端拱初年与咸平五年日本使者才又踏上宋土。嗣后南宋抑兵过甚，战力疲弱，华夏之国沦落蒙元之手，日本对中国由崇敬也逐渐转为轻视。
  但据史书记载，日本与中华大陆的交往始终处于存续状态。在制度体系以及军事经济方面东瀛智者一直在吸纳中华文明的先进之处。因东瀛列岛的地理位置因素，在贸易方面更是与大陆一直存在密切的往来。
  史料记载，宋代海宁周氏海商周文裔于日本经商之际，纳东瀛贵族之女为妾。周文裔之子周良史曾多次往来于中土扶桑，与当时的日本关白藤原赖通交往甚密，曾向日方捐赠丝绢三百匹，藤原赖通亦回赠砂金三十两。并试图委任周良史为太宰府进奉使，后因同僚反对而作罢。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至今还藏有明代书法绘画名家唐寅(唐伯虎)于明武宗正德七(1512)年，赠与日本朝贡使臣细川彦九郎重直的诗词。(“萍踪两度到中华，归国凭将涉历夸。剑佩丁年朝帝扆，星晨午夜拂仙槎。骊歌送别三年客，鲸海遄征万里家。此行倘有重来便，须折琅玕一朵花”。)
  日本小幡神社第三十三代宫司，京都大学教养部长(勲二等瑞宝章获得者），日本古代移民史研究专家上田正昭教授曾指出，日本和族是自公元前一万八千年自中土大陆迁移东瀛列岛的绳文人、弥生人及公元前3世纪开始至公元7世纪，大量中土移民所构成。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史籍资料，对这段时间大量来自中土的移民有着详尽记载。
  日本文献中之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群族，均称其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等”。）
  东瀛之士自盛唐之后对中国由仰慕转为轻视的原因，在护国英雄岳飞（女真族から国を救った中国史最大の英雄。）被南宋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之时就已显露端倪。
  后世的日本人认为岳飞被害将导致一个民族正义的泯灭，是对人性良知的颠覆。在岳飞北伐接连大胜的态势下，金国军队几近土崩瓦解，宋朝当以岳飞为统帅、辅以韩世忠等悍将（宋代の名将で、体の丈夫な力士で、萬敵と呼ばれる武将です。）统御大军开疆扩土，那将开启一个比后来蒙古帝国还要辉煌的时代。却断送于善于内斗，私欲无度的政体怪圈。
  中国自祖龙始皇帝统一华夏后，问鼎中原的历代王朝均将卫鞅所著《商君书》作为君王的治国之术，但是，到了“杯酒释兵权”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所开创的赵宋王朝。在“慎武重文”的国策下，却将“耕战兵守”诸策逐渐摒弃，反将“驭民之术”发挥的淋漓尽致。至此，宋朝君王权贵将国人自私至抹灭人性，大私到丧心病狂的劣根性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些身居高位私欲熏天的蛀虫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为个人利益而损害民众的利益。从而导致宋代虽然在经济军事技术等综合体量都强于对手情况下，常常出现被落后的蛮族凌辱践踏的局面。
  岳飞被害使东瀛人士对宋王朝统治者嗤之以鼻，但对岳飞本人却推崇备至。将其誉为游牧民族将领无法逾越的高山，（遊牧民族の将校には越えられない高山があり、山崩れは国家の危機にある。）
  尚武的日本人对岳飞这位文武双全，且在中国正史上少数有武功记载的名将极为仰慕。
  黄元振所编撰的《百氏昭忠录》中，有着岳飞斗将交锋中擒获女真千夫长拓跋耶乌；刀劈敌将自颅顶至腰胯斩成两半的战斗记录，自此，日本大众将岳飞作为忠臣义士之鉴，大加效仿。对其“武臣不惜死，文臣不爱钱，国家太平矣”之言顶礼膜拜。
  而另一起让日本人产生鄙视并警惕的事件，是宋末蒲寿庚“叛宋仕元”的恶行。蒲寿庚本系阿拉伯***人，世代历受宋廷恩惠，终至高官厚禄（从二品闽粤招抚使泉州市舶使），富可敌国。（据史料记载，蒲寿庚女婿巴林人佛莲仅窖藏珍珠一项就达一百三十石，宋代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但是，就是这个掌控南宋海上贸易并拥有大量外籍海上佣兵的南宋异族高官蒲寿庚，却在南宋危亡时刻忤逆叛乱。
  公元1276年，宋元革鼎之际，南宋端宗赵昰以及卫王赵昺在枢密副使张世杰与左丞相陆秀夫的护卫下，自临安南撤福建泉州，欲作都于泉州，继续抵抗蒙元南侵。但驻守泉州的蒲寿庚却不仅禁止宋帝入城，更将泉州内南宋仅存的两淮精兵及赵宋宗族屠杀殆尽。（“闭城三日，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数万人”。）
  蒲寿庚降元注定了南宋的灭亡，蒙元骑兵虽纵横无敌，但海战非其所长，蒲寿庚举城降元，不仅使南宋失去重要的财政支柱，更为蒙元提供了一直精悍的海上作战力量。在随后的崖山海战中，蒲寿庚的海上佣兵与蒙元军队一起摧毁了南宋王朝的最后抵抗。（张世杰与陆秀夫皆死，只有陆秀夫嫡子陆自立逃至爪哇建立“顺塔国”，其后人至元灭明兴方始归国。）
  南宋灭亡后，蒙元封赏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国将军。但蒲氏家族半个多世纪后就发生了灭族厄运。
  元末群雄并起，公元1366年，蒲氏后人那兀纳叛元，图谋建立***“伊思法杭国”。最终，被曾击败过陈友谅与朱元璋的福建枭雄陈友定出兵灭族。（“发蒲贼诸冢，伊橚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尸于猪槽，报在宋行弑逆也”。）
  蒲寿庚“导元倾宋”的行为极其恶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特令将蒲氏举族打入贱籍，世代不得入仕。（“洪武七年，高皇帝大赦天下，圣旨：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
  蒲寿庚叛乱对日本的触动极大，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著《蒲寿庚考》对此详加考证记述。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及民众对***依然予以抵制。（现今日本依然号称是没有***的国度）
  蒙元灭亡南宋之后，接连对日本本土发起了二次攻伐，但在神风的庇佑之下，顽强的日本武士取得了胜利。这使日本勋戚与武士阶层树立了极度的自信心，并自认为承接了中华正统之衣钵，对大陆轻视之心骤起。
  丰臣秀吉统在一日本后，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其进占朝鲜，窥视大陆的野心开始逐渐膨胀。
  日本天正十五(1587)年，丰臣秀吉就任关白后，在给其爱妾浅井茶茶的信中言道：“在吾尘存之年，誓将唐(明)之地纳入日本版图”。
  为此，丰臣曾咨询曾经抢掠闽浙沿海的倭寇浪士柳沼杢助，来了解明朝的军备状况，得到的答复是：”餘部三百，下福建過一年，全甲而歸。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但是，柳沼所说皆是明朝南方军屯卫所类似于捕快的民勇。而对具有强大野战能力的大明九鎮边軍，则从未提起或者就是一无所知。这就误导了丰臣秀吉对于明军作戦能力的评估，从而影响了此后戦事的发展。
  明萬曆十九年(1591)六月，丰臣秀吉派对马岛藩主宗义智与博多圣福寺座主景辙玄苏通告朝鲜国王李昖，表示将于次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大明，此乃”假途伐虢”之计。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如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為我前導”。（日《国史资料集》）。
  朝鲜奉明朝为宗主两百餘年，此种国书对朝鲜来说可用大逆不道来形容。不久李昖便正式回书予以拒绝。朝鲜政府的《答契》言道：“前後二書，辭旨張皇，欲超入上國，而望吾國之為黨。此言奚為而至哉！惟我東國，即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逮我皇明，混一區宇，威德遠被，薄海內外，悉主悉侍，無敢距違，貴國亦嘗航海納貢，而達于京師，況敝邦，世守藩封，患難相救，人臣有黨者，天必殛之”。（李朝《宣祖實錄》）。
  丰臣秀吉图谋朝鲜之际，还遣使前往琉球国、暹罗国、莫卧儿帝国、葡萄牙卧亚殖民政府、西班牙满刺加殖民地，要求他们称臣并一同攻伐明朝。（“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
  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卧亚总督阿方索、满刺加总督戈麦斯等对此诳语不予理会，琉球尚宁王立即将日本入寇之意上报大明。暹罗纳腊宣王闻之，欲出兵协助宗主国攻伐日本，恰逢与缅甸东吁国交战无法出兵，仍然迭派暹罗武士编入明军参战。
  明朝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在朝贡时听闻日本侵朝之事，愿出兵数万“征杀倭奴”。（“臣奴兒哈赤部下有習戦控弦驍騎萬餘，環刀串赤步卒数萬，情願揀選精壯，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
  但朝鲜唯恐借兵女真，引狼入室，上书大明极力拒绝（“此虜蓄怨小邦，非止一世。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陽示助順之形，陰懷吞噬之計，若遂其願，禍在不測”。李朝《宣祖實錄》），
  否则历史上将会出现努尔哈赤对决丰臣秀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