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妈妈下楼了
作者:余秋雨      更新:2022-02-04 21:47      字数:3918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苦了!”
  村长接过茶杯坐下了,他抬头一看,觉得对于眼前两位有知识的上海女人,应该谈一点大计划。他说:“这次在清除土匪时发现,多数喽啰都是村子里的懒汉。”
  “那准备怎么办?”妈妈问。
  “**已做出决定,清除土匪之后,就要大规模地教育懒汉。让他们正常劳动,开荒地,种点蔬菜瓜果,自食其力。”
  这件事几个月后就初见成效。连李龙,也约了另外两个懒汉到河滩地里种茭白,然后卖给小贩,有了稳定收入。妈妈看到,随着懒汉数字的一点点缩小,整个乡村的气氛变了。照她写给爸爸信里的话来说:“依然穷困,却不再无望。”
  在清除土匪、教育懒汉之外,妈妈看到了第三件事,更高兴了。原来,当地农家婆婆,传代性地存在着虐待儿媳妇的恶习,而且家家仿效,互相比狠。被虐待的儿媳妇,都憋着一股恶气,一憋二十年,只等着儿子快点长大成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报复。半年前,几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在每个村子里发动成立了妇女会,一些最凶悍的“恶婆婆”被揭露,年轻媳妇在家里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事情也公布了。
  那天妈妈向跛脚村长提了一个建议:把那些刚刚有了笑脸的年轻媳妇们组织起一个剧团,演戏。
  村长立即同意,说:“好!只要不关在家里,在外面多聚聚,虐待的事也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会教她们演戏呢?你吗?”
  妈妈说:“我不会教。但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人,村北的笃公。”
  “笃公?那个特别贫困的孤老头?”村长很惊讶。他是复员军人,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蒙眬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吾家老屋楼梯。妈妈由此下楼,我也从这里一步步走向大地。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
  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
  笃公每次走进我们家的这幢楼,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一眼隔壁的楼窗。教戏时,他领唱的声音很轻,结果,村剧团的演出全都变成了一种幽幽的闷声腔。
  每天学完戏,总有几只喜鹊留在我家,缠着妈妈为她们写信。她们的丈夫,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打工。
  写信出去就有回信,妈妈又要为她们读信。几个月下来,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传话”,应该教她们识字。她想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就与祖母商量。
  祖母说:“这当然好。但这样的班一开,别的村也会来,你忙不过来,还要找一个帮手。”
  妈妈想起朱家村有一个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叫王逸琴,好像有些文化,就抱着我去动员。王逸琴一听很犹豫,后来被妈妈说服了。
  识字班开张的前几天,来打听的人很多。这使妈妈犯难了:原打算在我家门口的堂前开张,地方够不够大?又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椅子、凳子?
  她把那群喜鹊找来,要她们这几天暂停学戏,全力到各家去借椅子、凳子,大大小小都可以。
  但是,借来借去总不够。一位老太太说,据她所知,我家隔壁楼上疯子的房间里还存有不少长凳。那是当年老木匠为了婚宴上的需要,自己打造的。
  疯子肯借吗?几十年来这个疯子就靠着老木匠生前留下的积蓄在过最节俭的日子,只让一个哑巴女人每过几天去帮着做点事。前两年土改工作组去敲门,妇女会去敲门,在门外说了好半天,她都没有开门。
  喜鹊们轻轻走上了那架陈旧的楼梯,每一步都像要倒塌。到了门口,也不敲门,只派一只喜鹊柔声细气地叫“婶婶”,然后把村里要办识字班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最后才提出借凳子的要求。
  讲完,大家都不吱声。一只喜鹊突然用手指点了点门,果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里边传出,但很快就消失了。这只喜鹊用手推了推门,居然开了。
  喜鹊们蹑手蹑脚地进房,想对这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长辈敬个礼,却不见人影。一顶灰蓝色的帐子在大木床上垂落,主人应该就在帐子里边。
  一眼就看到叠在那边墙壁前的不少长凳。喜鹊们想,既然开门就表示同意,可以搬这些长凳了。但是,刚想走过去,却发现脚下满地都是浅黄色的奇怪物体。蹲下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密密层层地铺了一屋子,数量应该上千。
  喜鹊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小动物略略挪移,让出一条路,好搬凳子。
  妈妈听了喜鹊们的描述,愣住了:“满地都是黄灿灿的麦秆小动物,还有一顶蓝色的大帐子?”
  妈妈是懂艺术的。
  识字班终于开张了。
  所有的椅子、凳子很快就坐满了人,大批男女老少都站在后面看。许多纳鞋底的、抱小孩的妇女也挤在中间,高高低低都是人头,一片嗡嗡喤喤。
  妈妈一看就知道这课没法上,得换地方。但是今天算是开学,应该勉力支撑一下。她教了几个最简单的字,领着大家齐声读了几遍,然后退下,让给王逸琴教阿拉伯数字。
  王逸琴比妈妈更忍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不断停顿。她一停,下面的嘈杂声也停,于是她又讲。但她一讲,嘈杂声又响起来了。
  突然,全场出现了一片肃静。王逸琴惊奇地仰头一看,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一个方向。顺着这些目光找去,王逸琴浑身一哆嗦。
  王逸琴见到,柱子边站着一个白衣女子。脸比衣服还白,白得如同古瓷。
  这个女人没有表情,朝着王逸琴,却没有看王逸琴。
  全场仍然一片肃静。王逸琴想讲下去,嗓子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这时,有一个黑影滑出了人群,那就是李龙。
  李龙想让这个突然下楼的白衣女人与笃公见个面,最好说上几句。他跑到村北,骗笃公说,我妈妈想请他到识字班听听课,提点意见。
  “阿秀太客气了。”笃公说。他觉得办识字班是村里的大事,就跟着李龙来了。
  “这么多人啊!”笃公凭着年龄高声一叹。但就在这时,他的眼睛如遭雷击。而雷击他的那道白光,也猛然一抖,立即飘然而逝。
  妈妈与跛脚村长商量后,决定把识字班办到祠堂里去。祠堂很大,离村庄有点距离,平日没有人去,办识字班正合适。
  那天妈妈从祠堂回到家里,在后门窗台上看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妈妈拿起来一一看过,又想了想,知道白衣女人今天又悄悄下过楼了。
  祖母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这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最麻烦的事情是缺少课本。妈妈每天把要教的字写在黑板上,再发一些纸给学员,要他们照着黑板抄下来。但是,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抄得下字呢,每张纸上都是一片涂鸦。妈妈曾经想过由自己来制作课本,但乡下连蜡纸油印的设备也找不到。正犯愁,一天早晨,就在白衣女人赠送五个麦秆小动物的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一捆书。妈妈打开一看,是几十本宁波出版的识字课本,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余颐贤赠”。
  这些书对妈妈来说太重要了,但赠送者居然是“夜仙”,那个很可能挖过朱家祖坟的盗墓者,这使妈妈有点为难。她翻了一下崭新的课本,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的山岭,心想:“我的祖父,会同意我接受这个人的赠送吗?”
  问祖母,祖母说:“这书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大家的,你还不能不要。我笑这个人怎么做好事坏事,都偷偷摸摸。”
  有了课本,识字班一下子就走上了正路。
  到了上课的时候,妈妈和王逸琴都换上了结婚时穿过的旗袍,一个瓦青,一个藕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穿过黄灿灿的菜花地,向祠堂走去。这两个清瘦的年轻女子见面后轻轻地说笑几句,便进了祠堂。这些日子,她们觉得,周围这些村庄都进了课本,任她们指点、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