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垂下眼睛，“恭喜。”
  “没关系，是我没告诉你，我们的婚礼也是秘密的。”蒋雍走过来，“宫总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只是探望。”
  “哦？我记得，宫总和我妻子，一直以来都没什么交集。”
  “实在是冒昧了。宫先生走后，每逢听到别人生病的消息，我就忍不住地难过。最近听到夏老抱病，就过来探望，真是冒昧了。”
  “多谢您的惦记。”
  我抬起眼眸，盯住蒋雍，一字一句到近乎咬牙切齿：“还请您不要难过，尊夫人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将“一定”二字，咬得很重。
  蒋雍没说话，侧身给我让出了一条路。
  谈到蒋雍，我和他的梁子很深。
  10年前，蒋雍和他手下的团队，共计47人，是我强行赶出万家地产的。
  当时，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各大媒体将我妖魔化成一条阴狠的毒蛇：亡夫尸骨未寒，就伤筋动骨，将和他一起创业打天下的“元老”们逼出公司。
  正可渭“一朝天子一朝臣”，宫杉女士的凶狠，程度可见一斑。
  我很无奈，媒体们将万家地产的这次换人风波，描绘成一场险恶的政治斗争。
  各路财经专家，在节目上大放厥词。
  其实，当年我清出蒋雍他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经营理念不和；二是蒋雍手脚不干净。
  宫先生**远瞩，善于把控局势，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窥探出商机，并迅速投身实践。
  很多人说，富贵需向险中求，做生意需要包天大胆。
  宫先生比别人富裕，只是因为他比别人大胆，豁得出去。
  可我知道不是，宫先生是我见过的最为理智、谨慎的人。
  只有我知道，他在做出每一项决策之前，都做过数以百计的推演。
  宫先生走后，我宫杉自认，无此等视野和能力，经营方式以守住宫先生创下的一亩三分地为主。
  我记得宫先生曾说过，现阶段，房地产是盛放经济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聚宝盆。
  只要中国经济形势不下行，房产投资就是最稳健的。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得不停滞之后，这个“聚宝盆”自然会转移到股市上来——从各个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经济是有发展阶段的。
  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从未动过其他的心思。
  可蒋雍时任总经理，带领的一行人正值盛年，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当时，很多企业家，都投身于资本浪潮中，成了新一代的弄潮儿。
  蒋雍他们看着眼热，于是，想让万家地产转型，将重心放在新兴的投资领域。
  我们为此爆发过多番争执。
  我的考虑很简单：我请你来做总经理，是为我解决问题、摆平事情、执行我的命令的。
  我不需要，也不会容忍，你来质疑我。
  谈不拢的话，那就不要谈。
  本质上，不兼容的人。是没办法在一起共事的。
  再加上，当时我从财务报表上查出来，蒋雍挪用了万家地产4000万的资产，去贷给其他公司，做过桥资金赚取利息，大约赚了200多万。
  我对此非常愤怒。
  以向法院起诉他，作为要挟，逼他辞职——我不可能要一个，同我意见不合，而且一直都怀有二心的家伙，来经营我宫家产业。
  蒋雍对此忿忿不平。
  他觉着，挪用资产算不得什么大事，说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宫先生走后不久，蒋雍的确跟我求过爱。
  坦白说，他头脑聪明、一表人才、年少有为，的确是女人喜欢的类型。
  一起共事这么多年，男男女女互有好感，求爱也正常。
  但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蒋雍对宫先生服气，却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我——更确切来说，应该是看不起女人。
  他这人，心高气傲。
  当时提出娶我，也不过是想从我手中，拿到宫先生的家产。
  我和蒋雍，就涉足资本行业一事，发生争执时，蒋雍曾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这个愚蠢的、格局狭小的女人，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变化，抓不住商机。
  宫先生的家产，迟早要被我败光了去。
  后面，他越说越激动。
  竟至于开口，说我是因为宫先生的钱，才和他在一起的。
  听他这么说，我竟不觉得受侮辱，而是可笑。
  我遇到宫先生时才六岁，还是个小娃娃。
  我父母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至今不知埋骨何方。
  当时，我被托付给了一名远房亲戚。
  可她也穷得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她买了个陌生村铺里的糖人给我，让我站在雪地里等她。
  可她这一去，就没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甜的滋味，也是第一次感到死亡近在咫尺。
  我等不到她，我迷失了方向。
  我在雪地里等了她一天一夜，最后沿着一条白茫茫的路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直到冻的饿的再也走不动了，一个跟头栽在雪地上，爬不起来。
  前方一片白茫茫之中，我朦胧听到“汪汪”几声犬吠。
  挣扎抬头，眼前是一个男孩破旧的老布鞋，我沿着他清瘦的双腿向上看去，发现他十岁左右，面容如我般稚嫩。
  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似乎被我吓着了，馒头“啪嗒”一声，掉在我面前。
  我条件反射般，捧着馒头，直往嘴里塞，那股疯狂劲儿。好似要直接给塞到胃里才罢休。
  男孩右边脸上的肌肉，抽了两抽，他一把打下我嘴里的馒头：“想吃东西，跟我来。”
  那天，我跟着他做了什么。
  好的还是坏的，我都已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自己吃到了生平以来，最美味的未知食物。
  用一个破旧头盔盛着，底下生着火，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东西是肉。
  后来，我俩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做点小工、街头讨点零钱……
  日子虽过得艰难，但总不至于饿死。
  再后来，长大了，我跟着一位修鞋师傅学着修鞋，他在街头跟着一帮兄弟厮混。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进了大学，反正那时候，我已经会做很多衣服了。
  宽裕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喜欢我自创的款式，我就搬到他大学的城市。攒点小钱。供他读书。
  我不敢离他太近，怕他那些洋气的同学看了笑话。
  他不以为然，总是抱着我笑，说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