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孙小鹏合伙人的身份，参加余敏招待她父母的接风晚宴。
  孙父很健谈，从见到我之后，就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给我讲述很多年前的往事，感叹岳城的变化太大了，几乎让他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容纳他一家的小城。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孙川，名山大川的川。他又指着正在与女儿余敏悄声说话的妻子，满怀爱意地说她叫余珊。
  两个老人头发都白了，满头银丝，却红光满面。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心，保养得非常不错。
  孙川回忆说，二十三年前他与妻子第一次来岳城时，包里带着三十块刚从海上走私过来的电子手表。那时候只要被发现藏有走私品，二话不说就会被没收。三十块电子表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一旦被没收，他就得陷入绝境。
  本来他们没打算在岳城下车的，火车停靠在岳城的时候，孙川看着月台上挂着的一块“岳城车站”的牌子，莫名其妙地突然心里一动，便带着妻子下车了。
  那时候进入车站比现在还严，车站的工人就好像便衣警察一样，看谁都像是坏人。特别像他们这样操着一口外地音说着半生不熟普通话的人，一看就是从沿海地区过来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警惕性特别高。
  孙川不敢背着包大摇大摆从出站口走，他担心被查票的人查到他包里的手表。于是下车后没急着出站，而是沿着铁路往前走了一段路，刚好路边有座废弃的扳道房，便与妻子钻了进去，将三十块表一块一块藏在妻子余珊的胸口和底裤里，再从出站口出来。
  他的预感没错，他们出站的时候，就看到已经逮了好几个人，查出了一堆的电子表堆在桌子上。
  查票的将他们上下打量了好半天，再将他们的行李翻了底朝天，没找到手表，尽管心里怀疑，却也没办法，只好放了他们出站。
  那时刻，孙川紧张得手心里全部是汗，而余珊，贴身的衣服全部湿透，以至于三十块电子表，没一块不沾上她的汗水。
  他们从老家出来时，身上带的钱少得可怜。慢车一路过来，已经走了二十多个小时。再往前走半天，就该是北方地界了。孙川之所以突然决定在岳城下车，是他担心妻子一下接受不了北方的天气。虽说过去他们都没出过远门，不知道南北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但传说中说，北方一年四季有半年都是冰天雪地。想象一下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雪的心情，兴奋归兴奋，现实还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啊。
  在孙川他们这类最南方的人心中，过了长江就是北方了。这还是广义上的界线，如果从他们心里最真实的界线，那就是出了广东，就是北方。
  岳城的天气不至于天寒地冻，再说也没到冬季下雪的时候。但相比较于老家全年气温都在二十几度的环境里，岳城十几度的气温，还是让余珊冷得牙齿发抖。
  孙川心急，口袋没钱，他想买一碗热汤给妻子喝的愿望都没法实现。于是便决定卖表。
  恰好就遇到下班回家的苏桐。那时候的岳城，谁的手腕上戴着一块电子表，谁的身价就高很多。电子表这种新奇的玩意，已经远远超过了机械手表的风头。
  孙川迎着匆匆回家的苏桐，喊了一声：“大哥。”
  苏桐便停住脚，打量着他问：“你喊我？”
  孙川凑过去，压低声说道：“大哥，要电子表吗？”
  苏桐疑惑地看着他，问道：“你有？”
  孙川使劲点头，指着站在一边的妻子余珊说道：“我们刚下车，身上也没钱了。大哥要是想要，我便宜一点卖一块给你。”
  苏桐心里一动，家里的妻子早就说想要一块漂亮的电子表了。可惜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别人也不肯告诉你哪里有卖，但凡手上戴着电子表的人，都会表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神态。
  “多少钱？”苏桐试探地问了一句。
  孙川伸出三根指头晃了晃说道：“大哥，你真想要，给我三十块就行了。”
  苏桐便犹豫起来，三十块是他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拿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块表，他到底还是有点舍不得。孙川看他犹豫，生怕他不要，连忙说道：“大哥，你要觉得高了，我可以给你少五块钱。”
  苏桐不再犹豫，他知道岳城现在买一块电子表至少也需要一百块。一百块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的苏桐看来，电子表就是奢侈品，而且奢侈得离谱。如果二十五块能买到一块，等于是捡了一块表啊。
  他抬头去看站在不远处瑟瑟发抖的余珊，心里一动，说道：“你们跟我回家吧，我买一块。”
  孙川大喜过望，恨不得跪下去磕个响头。当即跟着苏桐回了家，叫了妻子方玉珍出来，安排她赶快去做一碗热汤给余珊喝。
  苏桐怎么样也是世家出身的人，心地非常善良。他在听到孙川喊他买表，又看到惶恐不安的余珊后，心里就明白过来，这对小夫妻确实遇到了难事了。
  他买不买表不重要，他想帮一把这对小夫妻。出门在外，背井离乡的滋味，他比谁都心有感触。
  话题还得回到苏家遭遇上去。当年苏家中药铺在岳城的名声无人可及，后来被公私合营，苏家人起初还能在药房上班，没过三个月，便揪了出来，说他是坏分子，剥削老百姓，罪大恶极。一连斗了几天后，将苏父的精神意志全部催垮，于是在一个下着秋雨的晚上，嘱咐苏桐几句后，一根带子将自己送上了天堂。
  当晚孙川夫妻被留在苏桐家住下，苏桐家就在火车站边不远，一栋三层小楼，是他祖上的产业，刚好政策平反，便将小楼还给了苏桐。要不，他还得与妻子挤在厂里那间杂物房里。
  晚上两个男人聊了很久，孙川得知岳城的电子表不少，坏得也快。整个岳城没人会修。想想一百多块的手表坏了就得扔，多少人心里比割他的肉还痛啊。
  孙川便留了个心眼，他在老家接触过电子表，也知道电子表要坏就坏在电池上。那时候国内还没这种电池，小巧得如同一粒黄豆大小的电池，很多人即便见到也不认识。
  第二天，孙川带着妻子千恩万谢辞别苏桐，依着苏桐告诉给他的地下市场地址，要将电子表全部卖了。
  孙川说到这里时，眼眶已经有些湿润，叹口气摇摇头说道：“那年头，人能活着，已经很不错了。”
  我被他的故事感染了，心情跟着沉重起来。
  我多少知道一些过去惨痛的历史，现在被一面光鲜的大旗遮盖着，没人能看得清真正的历史面目。孙川当年的遭遇，不知有多少人与他一样，挣扎在贫困与风险当中。
  我试探地问他：“孙伯伯，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