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昏君，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论智商，恐怕未必很差。其中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结果成了昏君，知名度最高的大昏君，恐怕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放到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逊色。还在当皇子的时侯，他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
  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一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御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爱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如果不是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新，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
  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原始的帝制，就有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
  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举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身死名裂。科举制让天下英雄尽为皇帝所用，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有褒）。
  毋庸讳言，当时，这些大动作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发育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数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
  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海洋运输之利，也无法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学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作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姫住处之间游走，为了得到他的临幸，宫姫们竟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实际上，这些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
  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盈，到饿殍满地的转换，恰是他的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治大国若烹小鲜。”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
  隋末群雄逐鹿，李渊起兵太原，亦欲问鼎中原。他并没有立即挥兵南下，而是做了一番铺垫工作，解除了后顾之忧。
  隋末，唐国公李渊被派往太原做留守，镇压当地起义军。他深知隋朝为时不多，太原是军事重镇，自己足以据此拥兵自立，便在儿子李世民的劝说下起兵反隋，锋芒指向关中。
  要向关中进军，霍邑（今山西霍州）是必经之地。而进攻霍邑，必须保证根据地太原的安全。但是，太原南有起义军，北有突厥。大军南下，太原成了空城，突厥定会长驱直入。想在起兵之后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至于遭到突厥的袭击而腹背受敌，就必须认真处理与突厥的关系。
  李渊亲自给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写信求和。李渊在给可汗的信封上写上“启”字，视突厥为上级。有人提醒说，突厥人不识字只重财物，写给他们的信上不必用“启”字这一敬语，可以改用普通的“书”字。李渊笑道：“逃到突厥的汉人，难以计数，我们的礼节，突厥人一定已经知道。我尊敬突厥，他们未必相信，如果我对他们有轻慢之词，定会招致猜疑。我现在连金银财宝都可以给他们，这一个字又算得了什么呢。”从对突厥的态度和一个字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李渊高人一筹的政治远见。
  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由于起义军的不断兴起壮大，一时无法回到都城大兴。始毕可汗得信后，说：“如果李渊能接受我的封号，我必当以兵马相助。”并把这个意向告诉李渊。李渊的部下大喜，他却认为不可，这样就会完全受制于突厥自己变成傀儡。谋臣裴寂说：“我们虽然士兵不少，但是缺少战马，不需要突厥兵，马匹却不可或缺。如果驳回始毕可汗的提议，恐怕他连马也不借给我们。”
  无奈之下，李渊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改易旗帜。改隋朝的赤色旗为赤白相间的两色旗，因为突厥的旗帜是白色的，用半白旗表示臣服突厥，半赤旗表示尊奉隋室，并派使者将这一妥协的办法通报突厥。
  突厥派使者带来一千匹马，要与李渊进行贸易，并答应发兵，助他入关中。李渊招待使者甚是殷勤周到，又极其恭敬地拜读始毕可汗的来信，赠给来使丰厚的礼物。对于这些马的处理，只选择好的，买了一半。将士们正为缺马着急，纷纷请求自己出钱把剩余的马买了。李渊说：“突厥的马非常多，而且他们生性贪财。如果今天我们一次都买了，他们今后必将源源不绝地卖马，到时侯怕是多得买不下来。这次，我假装没有钱，少买他们的马，让他们以为我们不是急需，这样马卖不完，就会赊给我们，哪里还用你们掏钱呢？”
  等到使者回去的时候，李渊派刘文静随同出使突厥去请兵。临走的时候，李渊暗暗嘱咐他“胡骑进入中原地带，实在是百姓的一大祸害。我之所以还要你去请兵，是怕刘武周联络他们共同成为边患。我们只要胡人的马，可以暂时借此来壮大声势。士兵不需要太多，有几百人就足够了。”名义上是向突厥请求援兵，实际上是在玩弄政治斗争的手腕。
  刘武周原是隋朝的一个校尉，趁着隋末天下大乱起兵反叛朝廷，依附突厥，向突厥称臣，受封为定杨可汗，不过是一个傀儡。刘武周仰仗突厥支持，经常骚扰太原边境；李渊与突厥通好，刘武周就不会与之为敌，也就减少腹背受敌的危险。如此一来，李渊既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又按照自已的意愿，拉拢利用突厥，成功地离间刘武周和突厥的关系，可谓一举三得。
  李渊大军这时已到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此地距离霍邑不过五十里的路程。隋将宋老生率两万精兵，驻守霍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李渊并不担心霍邑的这点兵马，他担心隋朝各地援军不断赶来，那么，他的军事行动就要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正在此时，李渊收到瓦岗军首领李密的信。瓦岗军是隋末起义队伍中重要的一支，数度进攻东都洛阳，势不可挡，举国震惊。一再的胜利让李密晕了头，他开始以反隋盟主自居。听说李渊起兵太原，派人致信李渊，要李渊承认他的盟主地位。
  收到这封信，李渊大喜，对将士们说：“李密妄自尊大，不可一世。我正引兵入关，如果拒绝他，乃是又树一敌。不如好言夸奖，推举他为盟主，让他为我们抵挡隋朝的援兵，我就可以专心西征。等到平定关中，我们坐山观虎斗，看他们鹬蚌相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也不为晚。”众人无不叹服。
  在给李密的回信里，李渊对李密的吹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声明自己绝没有改朝换代自立为王的想法。李密被麻痹了，得意忘形地将信拿给左右看，说：“连唐公也推崇我，安定天下易如反掌！”
  见李渊经略西方，李密就安心平定起东方来。这正中李渊下李渊将自己起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障碍一一解决之后，即刻出战，隋军溃败，李渊举拿下霍邑。之后，李渊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取下关中，攻占首都大兴。李渊和他的儿子们开始了自己的千秋家国梦。
  李渊战前积极部署，多方联络，不惜卑辞厚币交结突厥、李密，改善了决策实施的外部环境。要知道，外部环境处理得当，可推动决策的实施，处理不当，则会妨碍决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