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件惊天大案，一名男子企图闯宫袭击太子。《明通鉴》有详细记载，史称“梃击案”。
  当时，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后，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形迹，似乎有疯癲症状，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亚加审讯。”
  巡察皇城的官员，并非没有审察一件突发案件的能力，而是这个案子牵连到太子。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袭击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背后的曲折之处可以想象。
  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聪明，将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对嫌疑人的初步判断。他知道，再往下深究，不知会牵连什么，干脆把这个皮球踢给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给这个案子的发展留下有意思的活扣：张差行动好似疯癫，但是，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样做都可以。不愧是一名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肯定知道，这件案子可能有重大政治背景，不像办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那样简单，亦不可以简单地寻求真相。案涉太子，则是超级政治案件，如何处理？一个小官员哪能做主。
  这个案件一发生，立刻引起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万历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长子为皇储。
  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头，福王肯定会顺利登基。因此，朝廷内外怀疑嫌疑人背后的指使者是郑贵妃和她的弟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案件由刑部复审，郎中——一个司局长胡士相，顺着案犯疯癫这条线，拟好奏禀的草稿，说张差在老家收购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烧毁。他上京申冤，走到东华门，遇见一人，告诉他：“持木棍进入，可当冤状。”于是，他误入东宫。此人按律当判死刑，罪加一等，就是立即处决。
  按刑部的复审意见，无非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访户，脑子有些不正常，伸冤无门，做出过激行为。如果案犯一死，一了百了，背后所有的秘密就会消失。
  稍有司法经验的人，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迅速将张差处死，则难免让人觉得是有人想灭口。
  刑部主事王之采深为怀疑。按理说，郎中是主事的上司，上司如此下结论，他没必要多管闲事。那时候，真有较真的人。有一天王大人在刑部大狱值班，私下里讯间张差。几番言语往来，张差回答“不敢说”，王大人让跟随的人退走，留下两名吏员。
  当时，问案和笔录必须有两个以上办案人员在场。张差交代，他小名叫张五儿，被马三舅、李外父引荐给一个宫内的太监，太监说：“事情要是办好，给你几亩地。”然后，他被带到京城，进了一个大宅院，一太监让他吃了一顿饭，然后让他冲一次慈庆宫，遇到人，就把对方打死。慈庆宫居住的正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
  这样一个审讯结果，仍然不太符合逻辑，如果宫内真的有人指使张差谋害太子，肯定不至于这样小儿科。王之采将审讯结果写成揭帖，请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上奏。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资格。并且建议将案犯押赴文华殿，进行朝审，由九卿、给事中、御史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以求真相。
  王之采的奏折送入后，皇帝尚未批复，廷臣接二连三上奏折，支持王之采。这时候，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认为王之采的奏折荒谬，请求皇帝明示办案方针。朝廷再发文到蓟州，命令详查。
  当地知州戚延龄查询后，报告案犯得疯癫病的原因：郑贵妃派太监在当地建佛寺，需要大量烧制砖瓦，于是，老百姓纷纷买薪草囤积赚钱。张差将田产变卖，买了大量薪草，有人嫉妒他，偷偷放火，将其薪草焚烧。他受到刺激，持着木棍，进京告状。
  这个结论和郎中胡士相的复审意见差不多，加上这番地方政府的调查，完全可以结案。胡士相催促代理尚书张问达，就此写成结案意见，上书求皇帝批准。他们摸清万历帝这位超级懒汉的习性，奏章十有八九不会批复，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个案子一拖，就不了了之。
  那时，认真的官员不止王之采一人，刑部员外郎——副司长陆梦龙力争在奏报皇帝前，大家公审一次案犯，查出真相。看来，除了皇帝专权外，官僚系统各部门的一把手，还不能手遮天，下属可以和上司据理力争。
  陆员外郎的建议合情合理张问达无法拒绝。于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
  那天，张差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在刑具的震慑下，他画出进东宫的路线图，并交代案情，与王之采私下讯问的结果有所差异。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宮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露了出来，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者太子。太监背后肯定有指使人，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不是难事。于是，科道官员何士晋上奏折，将幕后人指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暗示郑贵妃和此案有牵连。
  如果一旦査实何士晋的判断是正确的，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显得自己心虚，不久，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
  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指使人的郑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郑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
  皇帝喜欢的郑贵妃和弟弟雇凶害太子，皇帝偏袒郑贵妃。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郑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啊。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将永无宁日。
  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内阁大臣未必想讨好郑贵妃也是从政治稳定的层面考虑问题。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案子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请求圣裁。
  此时，皇帝犯难了，天下人早已对他不喜欢太子议论纷纷，而当年妖人诅咒太子的事，牵扯郑贵妃和太监刘成，被皇帝包庇下来。此番如此重大案件，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郑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
  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此时，郑贵妃知道了厉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在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郑重。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的面，全说出来，不要隐瞒。
  皇帝把话说到这里，太子马上表态，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外臣议论纷纷，只能成为无君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两个太监没有交给刑部审讯，因为害怕供出后面的指使人，便将他俩在宫内用私刑处死。
  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作了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太子的表态赢得孝顺、大度的名声，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也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
  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在政治面前，有时真相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