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顺治时，有一位官任给事中的任克溥，曾精辟地总结当时的官场风气：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何谓交结？送礼之谓也。
  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下级官员把精神都用到钻营送礼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需要说明的是，顺治时代尚处清朝立国初期，政治还算比较“清明”，到了大清晚期，“送礼政治”更加盛行，官员的十分精神，已经只有一分办政事，九分用来送礼了。
  上司必须送。无论哪一级官员，下属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司之手，下属除了送礼“培养”感情，别无他途。否则，就会像汪景祺于雍正二年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所阐述的那样：“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
  所以，下属官员节日要送，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上司生日、上司夫人生日，这五个“节日”，都得给上司呈上“节礼”，合称“三节两寿”。平时也要送，对于上司而言，几乎天天门庭若市，一年又何止“三节两寿”？！
  咸丰四年（1854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到：自己在地方上所接触的些官员，都为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而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送给督、抚、藩、臬、道、府等各级上司的“三节两寿”及到任规礼，多者达一万几千两。而且，这些礼金甚至比朝廷正式税收还耽误不起。正因为如此大送特送，才送出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京官也得送。京官身处皇城，信息灵通，且大多位高权重而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自己的官路越走越顺畅，便向京官送礼。夏天送钱物“冰敬”，冬天送钱财“炭敬”，离京时送“别敬”或“别仪”，年节送叫“年敬”“节敬”，时令季节送些水果“瓜敬”。
  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在其著作《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谈到：“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这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张集馨曾多次外任大吏，光是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他任陕西粮道，出京前“别敬”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桌司“别敬”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别敬”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别敬”一万二三千两。别说张集馨就连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不能免俗。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谈到，他曾给原籍三江两湖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的“别敬”。
  同憭还得送。即使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京官地方官之别的同僚之间，为了关照，为了帮村，为了共荣，还是要送送礼物，表表心意。翁同穌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且关系很好，互相散重。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蒙进京，翁氏拜会左宗棠，就带了礼品。翁同穌日记记載：“以陈绍一坛、白米百斤送左相。”陈绍就是陈年绍兴酒。过了一个月，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要去福建领兵打仗。翁氏又去送礼，其日记记载：“以蒸豚等送左侯。”蒸豚就是清蒸猪肘子。两次送礼，虽然礼不重，仅仅意思意思而已，但足可印证，当时同僚之间送礼成风，翁、左同样深陷其中。
  就这样，整个大清官场“礼”尚往来，蔚然成风。各位官员送出的礼金从何而来？它不会从天上降下来，无非通过以下三条路径：一曰以礼养礼，即敞开大门收受下属的礼金，再将部分礼金送给他人；二曰巧立名目向百姓多征钱粮，巧取豪夺；三日贪污国库银两。
  大清之后，官场送礼风气依然。但不同的是，官员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动用公帑，或送上司，或送京官、省官、市官，或送同僚，并美其名为“走访”，这大概可算是送礼政治的一种演变吧。
  康熙皇帝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继位时，国库储银仅有八百万两，亏空大得惊人，堂堂大清帝国，竟是空架子。
  各地亏空的钱粮到了哪里？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官员们渔利，户部的银子，则被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雍正下令让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
  雍正知道，靠贪污犯自查，永远查不出结果。他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为官清正，精明强干。雍正还从各地抽调一批候补官员，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査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将其就地免职，再从调査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
  历来的继任官，总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大笔亏空，让后任擦屁股。这回，后任是来査账的，当然不会替前任贪官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贪官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因为没有后任补漏洞，他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行为，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向地方乡绅借钱借粮，填补亏空。可是，这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给老百姓打招呼，谁若借钱粮给官府，这些钱粮就归国家所有，再也别想收回。这一下，谁也不肯借了。
  雍正知道，杀一儆百未必管用，唯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银粮或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贪官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査贪污，后査挪用，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反其道而行，先查挪用，后査贪污。这下，贪官们最后条退路也被堵死。
  于是，雍正可以“关门打狗”：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历朝历代的老办法是“留任补亏”，即查出亏空，勒令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雍正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被罢免的官员只能自掏腰包。
  索赔也不含糊。有一次，户部査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朝廷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处来。雍正还规定，死了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亏空，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别想牺牲性命，保住财产，好让子孙后代享用。
  事实证明，雍正是对的。“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一点儿，却是对雍正治国用重典的公正评价。
  中国古代官场和社会有一种微服私访的情结，官民上下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社会上也流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
  清代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里，表达了对微服私访效果的怀疑。
  乾隆年间，著名循吏明恕任太平知府，喜欢微服私访查办疑案。一次，他乔装打扮到乡间查访，经过一座小庙时，发现庙里的老和尚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接。
  明恕大惊，和尚笑道：“一府之内，谁不认识知府大人？”明恕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和尚说：“还不是为了某人某案？”明恕再次大吃一惊。
  老和尚跪下磕头请罪，说：“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案子等候大人的。大人为官清正廉洁，就是太喜欢微服查访了。即使是小民，谁没有亲戚朋友？谁没有恩怨情仇？大家知道大人喜欢私访，就请亲戚朋友故意等候在路旁，见了大人就装作不认识，讲一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话。大人遇到原告一方的人，自然会听到许多原告的好话和被告的坏话，反之亦然。如果大人碰巧遇到当事人的仇人，就不会听到好话；如果遇到当事人的恩人，又会查访到完全相反的信息。如此查访，能得到真相吗？”明恕听后，默然而归。
  事实上，查访的官员也知道微服私访没有效果。往往是官员穿上便服刚走出衙门，被查访的对象和衙门就知道了他的行踪，开始布置“接待”工作了。
  清末，候补知县李阳谷奉四川总督之命，前往合州私访一件命案的真相。李阳谷扮作商人模样，挤在客船上来到合州，可刚登岸就有两人跪地禀告：“李大老爷，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久候，大老爷为何来迟？”李阳谷惊问：“我是商人，与官场中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仆人笑道：“李胡子李大老爷，何人不知？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此事不忙，大人请先入道台衙门小住。”
  事已至此，李阳谷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表明这次来是收私债，不想叨扰官府。两人见李阳谷承认了，就强行带他进入道台衙门小住。李阳谷坚持不告知真实目的，但合州官员心知肚明，也不戳破，只管殷勤招待、轮番宴请。
  李阳谷不得已在官署中住了好几天，之后坚持要走，合州官员不再挽留，对李阳谷摊牌：“你的事，我等早就知道了，何必讳言？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当即告辞，回了成都。
  纪晓岚在明恕的故事之后，指出审案的关键是“虚心研察”，“信人信己，皆非也”。官员对徽服访获得的信息、证据，有着天然的信任，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见，这时候再采信其他证据，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官员要“虚心”，摒除成见，不带任何偏见地仔细研读资料，推敲信息，做出判断。
  清代袁守定说得更形象：“凡审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著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
  推而广之，只要官员不偏不倚，就能最大限度地杜绝冤假错案和糊涂政务的发生。